曹达立的“归去来辞”——贾方舟

贾方舟

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壶关县，1950年随父迁居包头，1959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。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，先后在展览馆、报社、群众艺术馆工作多年。1973、1975、1979三次参加全国美展，1980年加入中国美协，1982年转向美术理论研究，1984年调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，1988年被选为美协副主席，199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。1995年后以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份于北京。


      在中国当代画坛，出生于30年代，成长于50年代的油画家现在大多是70以上的高龄，都已是前辈艺术家的行列。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培养出来的一代艺术家，经历了共和国的各个阶段。但在这一代人中，曹达立却是少有的“异数”，他不仅是从异乡归国，他还是一个基督徒。仅此两点，我们也不难推知，即使他再优秀，也只能处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。他仅存的作于1952年的《本登》与85新潮时期青年人的作品多么相像，但他早在33年前已经诞生。
      1978年，曹达立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王路、庞均、闫振铎举办了油画联展。但中国画坛真正对曹达立的认识和接纳，应该是他1979年创作的《峇厘魂》。当大多数画家还依然停留在原有的创作模式中思考问题的时候，《峇厘魂》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表现内容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强烈感受。曹达立终于可以画那些远隔重洋、许多年来为他所梦牵魂绕的主题了。画家内心中珍藏了多少年的情思，终于有机会释放出来：《昙花儿女》、《小舟》、《旅途》、《火山》、《风车和蘑菇云》。整个80年代，曹达立是同代人中最具探索精神的艺术家。《风车和蘑菇云》置于画面中心的人物是写实的，风车、蘑菇云、小船是符号化象征性的，而整个画面的构成又是近于抽象的。《勃哥罗夫斯基大教堂》是曹达立在90年代初从原苏联回来后完成的一件扛鼎之作，他打破原有的空间秩序，将建筑整体切割成许多“碎片”并将其错置、组接，将这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宏大气象和神秘氛围表现的淋漓尽致。画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挪用聂斯捷洛夫的修女，一个是挪用捷克摄影家然·萨巫地的作品《一个带随身听的裸女》。虔诚而漂亮的年轻修女和正在休闲的时代裸女，这两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人物正好传达出，传统宗教精神的强大辐射力依然存在，但却难以覆盖现代人特有的精神空间。曹达立在谈到这件作品时说：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加强了我的想象空间”。这句话让我感到，讨论曹达立的作品无法撇开音乐不谈。事实上，音乐给他的创作带来的灵感和启示是无处不在的。即以他提到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，曹达立要通过这座宗教建筑（建筑通常被称作“凝固的音乐”）表现俄罗斯的文化精神，就不可能不想到拉赫玛尼诺夫的《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》，因为这首在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名作所具有的宏大气势，饱满、强壮而有力的音乐无疑会有助于曹达立对这件作品的思考。特别是该曲从第一乐章开始，其音响就像沉闷的教堂钟声一般，缓慢均匀、庄严有力，俄罗斯作曲家梅特涅尔曾说：“每当第一声警钟声响，你就会感到整个俄罗斯跃然奋起”。正是在这样一首乐曲的激发下，艺术家展开了他的空间想象，以极为丰富的视觉元素，建构了这件鸿篇巨制。
       进入新世纪，曹达立又画出长卷式《梦中园》。《梦中园》无意于“形”的集结，而侧重于表现一种连续性的意识流动。画家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，身在美国，浮现在心头的却总是中国，于是园林作为中国符号就构成了这“意识”流动的场所。此时，人是主题，而空间则退居为背景。
      曹达立是一位很纯粹的艺术家，他不善于社交也无心于社交，他只一心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，像一只蚕，用他自己吐出的丝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不屑于现存世界的眼花缭乱。他既不适应过去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，也不适应当代这个热闹非凡的市场环境。因为他是一个“不为什么目的”，只“给自己画画”、并能从中自得其乐的人，是一个喜欢安安静静沉思冥想、踏踏实实工作的人。但他却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，他总是在工作中“思变”，寻找新的语言，寻找新的可能性。他说，“最近我在门头沟又画了一幅画，就好像我今天才知道我该怎么画一样。就好像之前我没画画一样，就好像我又找到了一种语言一样，我往往不知道自己明天要怎么画”。或许，这就是他之所以陶醉于其中的真正原因，也是他以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劳作的全部魅力所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8年7月29日于京北槐园